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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3年05月28日 10:18
郑永年:利益逻辑与中国改革的困局
联合早报

  自改革开放以来,中国模式的最大特点就是改革。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,人们发现,改革越来越困难。尽管从经济、社会和政治各方面来看,改革显得越来越迫切,改革则越来越困难。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?要把改革进行下去,人们首先需要对中国的改革目前所面临的困境有足够的认识,在此基础上找到克服改革困难的途径和突破口。

  这就要求人们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,改革从何而来,到何处去?中国的改革已经走过了三十多年的历程。这三十多年“从何而来?”的历史说明了几个重大的问题。最重要的一点就是,改革是可能的。过去的改革,并不是说每一次重大的改革没有经历任何困难,一帆风顺。恰恰相反,每一次改革都面临巨大的困难。但改革已经走过来了,证明无论怎样的困难,只要改革的策略得当,都是可以克服的。

  其次,改革要确立一个方向。就未来来说,改革就是要回答“到何处去?”的问题。这就需要一个明确的方向。中国动员型的政治体制的特性就决定了这个方向的重要性。一旦大方向确立,那么体制就可以动员起来,来达到既定的目标。如果没有大方向,或者大方向不明确,那么不仅体制的优势发挥不出来,反而会出现体制固有的巨大惰性,演变成既得利益,阻碍改革和变革。

  再次,改革要找到突破口。改革最理想的状态就是所需要改革的各方面同时推进,达到平衡的发展。但在现实生活中,这仅仅是个理想。任何改革都需要找到一个突破口。也就是说,改革是在不平衡中进行的。实际上,各方面不均衡的发展本身就是改革的动力。在过去的三十年中,中国改革者推进改革的主要策略是“先易后难”。“先易后难”就是找改革的突破口。不过,要意识到的是“易”并不是说不存在困难,“难”也不是说不存在克服困难的手段。

  通过培养新利益来克服老利益

  可以把“先易后难”这一改革的经验现象转化成为一个简单的论题:通过培养新利益来克服老利益。任何改革所遇到的困难都和既得利益有关。如果改革要直接克服既得利益,那么改革失败的可能性就会大于成功的可能性。一旦触动到庞大的既得利益,它们必然做最大努力的抵抗。所以,可以把“既得利益”定义为改革中的“难”。那么,改革中的“易”是什么呢?可以把“新利益”定义为“易”。“先易后难”就是说,要改革,首先就要培养新利益,等新利益产生和成长起来之后,再去克服“难”,也就是老的既得利益。用新利益来克服老利益,从而推进改革,这不仅是中国本身改革的经验,也是大多数国家改革的成功经验。

  从利益的逻辑来看改革,这并不难理解。从利益的角度看,有几点是非常明显的。首先,如果改革意味着触动既得利益,既得利益的反抗和抵制是正常的。没有人或者组织不会竭尽全力来维护自身的利益。其次,没有足够的压力或者动机,没有人或者组织会自愿放弃自己的利益。无论是压力还是动机,都不会产生于既得利益的内部,而只能来自外部。其三,要从既得利益的外部来寻找改革的动力。新利益就是这个外部动力。只有当新利益成长起来之后,才能对既得利益构成有效的外在压力,促成其改革。第四,对政府来说,改革任何既得利益是需要有代价和成本的。谁来承担这个成本和代价?除了政府本身,新利益是最大的代价和成本承担者。更具体一点地说,政府推动改革所承担的是政治成本,改革成功之后所收获的也是政治利益;新利益要承担的是改革的物质利益成本,改革成功之后所收获的也是物质利益。

世界瞰中国
郑永年,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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